随着中国全线开启“碳中和”之路，碳减排如何深入影响经济发展正被广泛关注。从国际竞争格局看，当碳减排领先之时，我们能够有效设置碳排放门槛，遏制后发对华不友好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节能减排领域表现亮眼的制造业将在经济利益和技术进步层面抢占“主动权”。
这篇聊聊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背后的利益逻辑。
我国是在2015年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到顶峰的，然后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主席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
这个碳排放其实不只是二氧化碳，而是指温室气体排放。1997年于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中所通过的《京都议定书》，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4）、氧化亚氮（N₂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二氧化碳占比最高。
下图来自美国EPA(环保署)官网，2019年美国80%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二氧化碳，还有10%是甲烷（CH4）。
所谓碳中和意思是人类要做到绝对零排放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通过化石能源改成新能源发电、植树造林+碳回收技术、节能减排的方式做到吸收的二氧化碳和排放的二氧化碳抵消，达到相对的“零排放”。
碳排放这个东西，是发达国家先提出来的，其实背后不只是简单的环境保护问题，而且还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
在网上著名的丁仲礼院士和柴静的访谈中，多说一句2010年这个柴静采访视频真的是经典，可以说是国内面对面采访领域的佳作，双方的观点激烈交锋，以至于每一次看都想完整地看完。当时丁院士说的两个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
第一点是全球会升温两度，是英国一个研究小组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是不一定正确的。我理解这是因为西方占据了科学和舆论制高点，只要它们集体认可这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就很难挑战的。
第二点是当时西方设计了碳排放总量限制，并且宣布自己的减排目标，在数字上排放降幅非常大，但是实际计算发现即使发达国家减排了，仍然占据排放总量的44%，这就相当于提前切走了一大块蛋糕。
这意味着以后碳排放权可能成为稀缺资源涨价，发展中国家在以后发展中如果遇到碳排放上限，将会付出巨额资金购买排放权，背后有巨大的利益设计。
其实西方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的概念，在客观上给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率先崛起的中国巨大压力，因为在碳排放总量上，中国其实很早就超过了欧盟和美国。
下图来自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可以看到在碳排放总量上，中国在2000年左右就超过了欧盟，在2004年左右就超过了美国，排名世界第一，这个时间是不是比你预想的还要早一点。
不过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由于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在过去的一二十年迎头赶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已经逐渐进入以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带动的阶段。这使得我国提出的2060年碳中和时间，仅仅比全球发达国家少了10年，目前欧盟、美国、加拿大、日韩的碳中和承诺时间都是2050年。
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1世纪初，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极大差距的情况下，中国在碳排放方面其实是和发展中国家一个阵营的。
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水平呢？2001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人均GDP才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均是中国的几十倍，对于中国来说，排放权其实就是发展权，对于碳排放增长的需求是很大的。
但是中国2019年人均已经突破1万美元了，这还是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正在逐步脱离发展中国家阵营，向发达国家进化，未来十年我们的人均必然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我觉得，一旦利益关系变了，人的立场就会变，这是人性啊，那么时间放远一点，2050-2060年，发达国家和中国陆续实现了碳中和，那么对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10亿人口的印度而言，压力就会很大了。
或者更直白地说，碳减排领先后，可以有效设置门槛，给予后发工业化国家巨大的压力。
因为工业化发展期和碳达峰、碳中和其实是矛盾的，更大的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排放，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才可能逐渐碳达峰和碳中和。
后发国家在面对中美欧日时，将不得不面临碳中和压力这个议题，某种程度上限制其工业化发展，或者在压力下不得不花钱使用更先进的节能技术，而届时拥有更高节能技术的中国公司，将会获得巨大的潜在收益机会。
而在中国之后的后发工业国里面，面临压力最大的将是印度。我们再次看下《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里面的这张图，其实从里面的数据可以解读出很多信息。
2019年全球碳排放是591亿吨，中国最多接近140亿吨，美国60多亿吨，欧盟27国+英国40多亿吨，印度30多亿吨，注意印度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和日本，正在接近欧洲（欧盟27国+英国）的水平。
可以说，经济上呈现较快发展且体量庞大的印度，是中国之后全球碳排放的最大变量。
另外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呈现较快且稳定发展的只有越南，但是越南体量小，根据IMF的数据，其2020年经济总量3492.6亿美元，只有印度26067.4亿美元的不到七分之一，其人口更是不到印度的十三分之一，因此在关注度上注定无法和印度相比。
注意，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已经分析过多次了。从数据上看，全球实现连续地较为稳定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俄罗斯、菲律宾、印尼等都有各种问题，要么是高度依赖资源，要么是政局不稳，印度和越南是其中明显的佼佼者。
中国和印度目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利益和态度是一致的，2015年双方发表《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其中第三条提到：“…..，并要求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第六条提到：“双方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其2020年前减排目标、兑现其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承诺。”
可以说，印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和中国一起站在发展中国家战线的，也是需要和中国紧密合作的。以印度目前的碳排放增长速度，未来几年将会超过欧洲（欧盟+英国），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碳排放来源，其面对的减排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其实印度要想顺利地发展和崛起，和中国需要合作的方面还非常多，中国对印度来说是可以和发达国家并列，包括基建、制造业、资金以及技术的输入来源，实际上中国在提供以上东西的时候在价格上往往比发达国家更便宜，这对印度来说是可以极大地降低发展成本的。
只是印度因为和中国的边境领土争议，为了自己历史上从来没有实际控制过的土地，陷入了反华的纠结和狂热，在经济打压中企和在边境蚕食领土，这种敌对做法在事实上压制了中国对印度的基建、制造业、资金和技术输出，这是不利于印度发展这个最大利益的。
我一直觉得一个国家要崛起，其实需要很高的集体智慧，这种集体智慧在很多国家很难形成，往往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战略能力的巨大差距。
所谓集体的战略智慧，就是分得清什么是战略利益、核心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战术利益，同时在内部还要有共识。
对于印度来说，持续稳定的发展就是最大的利益，按理说他们应该努力为此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但是印度居然主动在边境不毛之地挑衅中国，主动地挑起冲突树敌。
实话实说，我觉得德国、俄罗斯、日本，还有印度这些国家在战略智慧上，始终感觉差了那么一点，当然印度比起其他三国在能力上还低了一个档次，这里就不展开讲了，这也是他们始终无法站在全球顶端的原因。
就拿碳中和这个全球性的核心议题来说，目前全球是发展中国家VS发达国家的状态，印度还可以和中国一起为自己减轻压力，如果印度认为中国是自己的敌人，那如果中国实现了2030年碳达峰，碳排放开始下降了，开始向2060年碳中和迈进之后呢？印度目前本来就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如果到时候中国采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宽容，但是和发达国家一起对印度采取压力的做法呢？
回到碳排放这个话题上来，我一直觉得要强调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强调环保，是一个名利双收的事情，从宣传上看环保必然是正确的，没有人愿意因为恶劣的环境污染生病，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污水横流、空气污浊的环境里。
从经济上看，节能的产品往往都需要先进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基本都是掌握在技术能力更强的发达国家手里，这就能给发达国家的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
注意，我这里不是要批判发达国家这么做，而是说我们也要向这个方向发展，毕竟既能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又能够赚钱的感觉真是爽。
对于中国来说，2030年实现碳达峰（碳排放达到顶峰）和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我们一般都只关注后者，因为我们承诺的碳达峰没有设置天花板，只要在2030年之前达到顶峰就行，所以这个其实不难达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
我们还是用《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里面的数据，从下图可以看出2019年全球碳排放最大的四个部门是能源（主要是发电）、工业、交通(汽车+飞机)、农业。
注意发电部门是第一大排放行业，所以实现碳中和，首先就要在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发电领域减少使用煤炭火力发电，更多地使用光伏、核电、风力、水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
根据中国能源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底，全国总电力装机达22亿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达12.45亿千瓦，剔除其中超过1.5亿千瓦的天然气发电、生物质发电和余温余压余气发电，中国煤电装机容量约为10.95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比重49.8%，历史性地进入50%以内，而在未来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
而作为煤电主要替代发电方式之一的光伏，目前国内光伏类公司在碳中和的加持下一片火热，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因为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下图是国内某光伏龙头企业的股价，可以看出从2020年开始一飞冲天，市值现在4000多亿人民币，所以说机会无时无刻地在我们身边，但永远只有少数人能预知到趋势。
另外在碳排放第三大领域的交通领域，主要就是燃油汽车的电气化。相信2020年以来大家已经体会到了电动汽车浪潮来临的感觉，蔚来、小鹏、理想虽然2020年的销量都只有几万辆，但是其实从规模上已经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公司了，2020年蔚来销售额162.58亿元、小鹏58.44亿元、理想94.6亿元。
正常来说，中国会有多家千亿人民币级别的电动汽车公司。我之前说过，对于中国来说，半导体和汽车就是国运，另外加上制造业和航空航天。
为什么我总结出了这四个行业，是从技术和增加值的维度来总结的。因为智能化是全社会、全行业的发展趋势，因此芯片会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物体之中，这个行业的技术密集性和发展空间都是巨大的。
研调机构 IC Insights 就认为，由于全球对各种芯片的强劲需求，将带动今年全球整体半导体销售额达到5020亿美元，年增24%，是历史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
而汽车行业不仅是规模大、雇佣人员多，而且其电动化的发展趋势和碳中和也有很大的交集，这就在国家政策上必然会受到长期扶持，因为交通是碳排放的第三大来源，这个交通主要就是汽车。
光伏行业在碳中和目标下，发展空间巨大，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已经属于成熟技术行业，上下游都已经高度国产化了，包括生产设备也高度国产化了，未来更多是量的扩张。
当然光伏这样发展空间巨大的成熟技术行业，对于国家而言也具备很大的意义，那就是可以确保经济上的战略安全，帮助经济增长。
而在碳排放第二的领域工业领域，尽管在碳排放总量上排在发电业之后，但是从增加值上看，制造业是中国的第一大产业部门。在2060年碳中和目标提出后，发展和应用节能减排技术已经成为全国制造业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节能10%就意味着降低了10%的碳排放。
在制度上，全球大国都已经在设计惩罚和奖励机制，汽车行业特斯拉和比亚迪都已经成为受益者。2021年7月16日，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上线，目前主要涵盖电力行业，但在未来必然会扩展到所有行业。这就意味着碳排放在逐渐和金钱利益挂钩，这是一个长期趋势。
碳中和会对中国制造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更先进的技术未必在总量上更节能，譬如台积电的5nm先进工艺制程，譬如中国在大力推动的5G技术，在总耗电量上都比上一代更大。
台湾的台积电作为台湾价值最高的企业，根据其2020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台积电所有厂区（包括大陆厂）2019年耗电量达到了143.3亿度，而当年台湾全岛的发电量为2741.91亿度，占比高达5.226%，非常惊人，而在其中先进工艺尤其耗电。
中国制造业不要只是把碳中和看成是任务，也不要把对碳中和的投资（其实就是节能技术投资）看成是企业的负担，实际上它和企业的发展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先进技术带来了对于节能技术发展的天然需求，节能技术发展了，才可以促进先进技术成本更快下降、更快普及。
其实不管对5G也好，还是对芯片先进制程也好，如果按照单位流量或者按照芯片单位算力计算，能耗相比于上一代技术都是下降的，但总的耗电量却有增加，本质上是节能技术发展落后于流量和算力发展带来的结果。
这意味着现有的设计和制造工艺环节其实有极大改进空间，因此在制造环节发展节能，本质上也是发展先进技术的一种，可以促进先进技术更快普及，为企业自身抢占市场份额。
另外节能对于制造业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收益点，能源费用降低，可以节省不少支出，尤其是制造类的大企业集团，一年耗电量可不少，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碳中和？七月底，联合国发布了一个叫做《企业碳中和路径图——落实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路》的报告，该报告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携同波士顿咨询公司正式发布，收录了全球55家企业实现碳中和典型案例，这些企业的做法可以说被认为是目前的一些前沿性举措，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有13家中国企业的案例被《企业碳中和路径图》收录，它们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宝武钢铁集团、蔚来汽车、科士达、百度、联想集团、华为、伊利集团、圣牧有机、比亚迪、兴业银行、京东物流、顺丰物流。
像国开行入选是因为成功发行首个“碳中和”绿色债券，华为入选是因为其开发了大量节能的先进产品，联想入选是因为其自身的制造工厂推进智能制造降低了耗电量，以及带动上游的供应商走向低碳排放。
这里要多说几句，联想这家公司在中国一直被认为只是个品牌厂家，实际上联想目前也是中国最大的本土电子制造企业之一，在2012年以前联想的产品都是采取外包生产，但从2012年开始联想集团采取混合制造的模式，即一部分生产外包，一部分自己生产，陆续在合肥和武汉建立自有工厂。
联想在国内有三个制造基地，其中2012年投产的合肥联宝工厂目前是联想最大的PC制造基地，拥有全球PC制造业最大的单体厂房，主要生产Lenovo和ThinkPad两大品牌系列PC产品，目前全球每销售8台电脑，就有1台出自联宝。
2012年建厂当年联宝的销售额仅13亿人民币，但2013年就达到了189亿人民币，2019年销售额达到749亿人民币，是合肥市首家销售额超过700亿的企业。
2020年联想的合肥联宝工厂全年出货量3897万台，比上年增长50%；年度营收1138亿元，是合肥首家销售额突破千亿企业。
我们都知道合肥在风投方面很有成效，引进了很多业界一流公司，比如美的、海尔、格力、美菱、京东方、合肥长鑫、蔚来汽车等公司，但是其第一家千亿企业的却是联想的联宝工厂。
而在2013年投产的联想武汉厂是联想集团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制造基地，从2014-2020年一直是湖北省出口额第一的企业，今年1-4月实现销售额146亿人民币，其中出口15.6亿美元，较2020年同比增长98%，员工人数在今年3月也仅达到15000人。
去年疫情时候，这家工厂不仅实现零感染，还推出集团第一条5G+IoT的自动化组装线，可以在疫情压力下减少产线所需人数，到今年3月这家出口湖北第一的工厂员工人数也才第一次达到15000人，具有很高的自动化水平。
同时联想2020年3月还在国内开工兴建第三工厂——深圳南方制造基地，投资超过20亿人民币，计划在3年内建成投产，将年产个人电脑，服务器和智能设备1500万台。
一般来说，在国内IT制造业，我们想到的都是台系制造厂，其实国内电子大厂包括华为、联想、OPPO、VIVO等都在搞自有制造，目前国内一些原本没有自有工厂的品牌，现在也在扩大自有工厂的规模。
比如小米原本产品都是100%外包制造，2019年底也在北京建成了黑灯工厂一期，不过年产仅有百万台手机的规模，占其销量比例不到1%，但小米的二期预计在2021年底开建，产能将扩充到千万台级别。
回到碳中和这个话题，中国制造业以碳中和为目标发展节能减排技术，往往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益。
如果多看一些不同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的概念和名词最终都是融合在一起，互相产生关联的。我们日常经常听到企业“碳中和”“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国家能源安全”，这些东西互相有关联吗？当然有。这里举几个例子：
1. 直接生产和使用“碳中和产品”和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在13家中国企业的案例中，比亚迪和蔚来汽车两家电动汽车公司都入选了，因为在碳中和概念里面，汽车电动化是把作为第三大排放源的交通行业实现减排的最重要措施。
在以前还会有电动汽车是否真的环保的争论，但其实目前光伏发电量在迅速增长，而电动汽车保有量很小，其对电力的消耗是远低于目前的新能源发电量的。
另外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光伏+电动汽车和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也是融合的，毕竟我国高度依赖海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在短期内是不可改变的。
光伏和电动汽车为什么是联动的？一是光伏从源头上替代煤电，才可以和使用电力的电动汽车形成减排效果；二是光伏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只能白天发电，因此需要上储能进行调节，但是储能用的电池价格是很贵的，而电动汽车大量普及有助于大大地降低电池成本，可以进一步推动光伏产业的增长；三是它们（光伏+电动汽车）是碳中和最大的两个关键新兴产业。
碳中和目前已经形成的两个国家政策，电动汽车双积分和碳排放交易市场，就是直接有利于光伏发电和电动汽车行业，当然这些企业也全部成为受益者，看他们的市值就知道了。
2. 碳中和、智能化转型与遏制制造业外流
目前国内各行各业都在搞智能化转型，业内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新IT”（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说白了就是“端(智能物联网终端)—边(边缘计算)—云(云计算)—网(5G)—智(行业智能)”，同时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外流压力的情况下，那么这两者和碳中和有关系吗？
举个例子，央视《对话》栏目报道过，2020年云南的神火铝业搞了个智能工厂，因为铝的冶炼耗电量非常大，电费在成本中甚至可以达到40%，智能工厂通过在铝电解槽这个核心设备安装传感器，并且通过5G网络实时回传数据，可以远程通过AI精确地控制每个电解槽控机功率，以及电解槽里面的原材料比例，通过这些措施生产每吨铝可以节省100度电，降低几十元生产成本。
国内的电子制造工厂在智能化转型方面进展更快，因为华为、联想等拥有较大规模自有工厂的国内IT头部企业，往往自身就是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新IT”方案供应商。
例如工厂温控系统（空调、风扇通风系统等）一直是耗电大户，但由于由人工来控制空调开关和调温，一直有很大能耗浪费，对温控系统进行改造，实现温控设备的能耗和温度数据上传，统一到云服务器上进行学习训练，这样可以精准控制温控的开关和温度调节，可实现生产单台电子设备整机的能耗下降。
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工厂要实现部署云到端的智能化方案，在自有工厂实现节能之后，则可以以此作为案例向全国其他制造业企业进行云+智能温控方案销售，这在能耗降低之外又带来了额外的收益。
因此节能减排也可以看成是智能化转型的一个应用方向，两者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
目前国内的耗电大户制造企业，都在搞“新IT“，因为他们对于节能的需求更为迫切， 这在客观上加快推进可以实现节能降耗的智能制造的速度，而智能制造推进越是快，越是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而成本恰恰是我国制造业外流的最大原因，越南印度等国的人力成本大大低于我国，因此生产效率和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将更多的制造业留在中国本土。
3. 碳中和与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
一个例子是上海的宝钢在探索的氢能炼钢技术。我国的钢铁行业不仅是耗电大户，也是煤炭的消耗大户，因为钢铁冶炼过程需要通过燃烧焦炭来提供还原反应需要的热量，并且产生一氧化碳作为还原剂，把铁矿石还原生成铁，氢气如果能替代焦炭用到炼钢里面，则可以大大降低排放。
宝武与中核集团、清华大学签订《核能-制氢-冶金耦合技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试图通过核能制氢，然后氢气进行冶炼，目前该过程成本很高，但如果获得突破则能获得极大的收益。
另一个例子是节能技术需求带来的原材料的进步。电子产品制造过程使用低温锡膏，因为锡膏是电子产品电路板制造中必然要用到的材料，但是长期以来在焊锡这个过程中，需要烙铁高温使得锡膏融化进行焊接，温度在250度左右，能耗很高。
其实行业很早就有人提出低温锡膏的概念，并认为这是发展方向，但低温锡膏稳定性差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合肥联宝工厂在2018年率先实现了低温锡膏的商业应用，降低了35%耗能和碳排放，截止2021年4月已经在3700万台笔记本电脑中应用，前文提到的联合国报告将此作为案例。
在碳中和的目标下，国内的大公司必然会跟上形势，必然会把对碳中和和节能减排的要求延伸到自己的供应链企业，跟不上节奏的供应商很可能在供货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针对碳中和，在产品设计、制造和供应链方面考虑使用节能技术和降低能耗，是必然是无法绕开的路。
跟着中国走，跟着顶层设计走，你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的国家，一旦朝一个方向走起来，动能是极为巨大的，谁也挡不住，说白了连美国也挡不住，因此我们不管是企业和个人，还是要紧跟上时代的变化。
顶层设计的含义，就是在这一套制度和框架的设计中，中国将是总体上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在国际竞争的战略层面，我们将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设置碳排放门槛和天花板，遏制后发的对华不友好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利益和技术进步层面收获巨大的利益。
1）如果设计出国际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则意味着可以从其他国家收取相关费用，或者至少成为手中的筹码。
2）碳中和带来的对节能降耗减排的需求，会反推国内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将会增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延缓制造业外流的趋势。3）掌握了先进节能技术、原材料和产品的中国公司，还可以打造环保的新护城河，让升级后的中国制造在全球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
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国家定下了这个大方向，那就意味着在制度层面将会不断有政策落地，驱动千千万万的企业都要朝这个方向走，电动汽车双积分和碳排放交易市场绝不是政策的终点，还会有更多的制度化措施出来。
碳中和并不是和企业正常发展相悖的，相反却是中国各行各业应有的发展方向。我之前也发过一篇文章，介绍中国大力投资建设5G网络的意义，而5G可以看成是企业走向智能化的一部分（“新IT”端边云网智五大要素中的“网”）。
不管是中国大力投资5G网络也好，现在开始推行碳中和目标也好，其实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在当前中国的发展水平下，这些目标做法都是和先进技术发展、产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你在技术和产业上比其他国家先走一步，根据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个真正创新的引领性公司或者引领性国家，往往会获取行业50%甚至更高的利润，获得巨大的收益。
以上是我对碳中和背后的利益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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